对晚清而言，晚明成了一个问题。其原因在于，晚明具有一种内在的悖论，即：这个在文化思想上成就斐然的时代，同时却标志着明代的危机和最终的灭亡。在清初历史学家看来，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晚清文人则对这一看法颇多争议。这一点在上海文人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尤其是，他们视自身为历史的重现。缘此，他们与晚明文人的关系，不仅仅是思想上的，更是存在意义上的。在许多层面上，对于晚清而言，作为文化记忆的晚明是一种负担。
这篇论文详细讨论了上海文人对晚明的重建和他们采用的各个不同的策略，从而指出，早在租界建立之初，就存在着重建晚明文化模式的要求。这清楚地表现在新近形成的上海知识分子阶层面临的特殊困境中。上海租界的生存与创作环境使得晚明模式的建构困难重重，于是，相应的平行模式出现了。此处最好的例子是《红楼梦》的创作，开创了文化动作的一种新的疆域。与这种文化记忆的巅峰碰撞在于一些新文类的诞生。诸如从“自由谈”解放出来的小报。然而，即使在具有解构功能的小报中，文化记忆的力量依然存在。诚然，上海文人面临着特殊的困境，而这一困境同时又滋养着他们的文化记忆。这恰恰证明了文化记忆的强大力量和其带给文人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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